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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融资杠杆比例:王燦發 邵全紅:重大突發衛生疫情謠言的多維認知與治理 ——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謠言為例

來源:新聞愛好者雜志 ?? 2020-06-09 ??作者: 瀏覽量:22

股票融资融劵买的多好不好 www.507814.tw 由新冠肺炎所引發的重大突發衛生事件2020年春節期間在全國蔓延,導致包括武漢在內的很多城市與鄉村被封閉。與此同時,疫情“謠言”借助各類新媒體提供的便捷路徑流傳。每逢社會突發重大變故,“謠言”總是興起,2003年SARS病毒時期是這樣,新冠肺炎疫情也是如此。對“謠言”的研究是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傳播學等多個學科的重要課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有些“謠言”的確是虛假信息,而有些“謠言”事后證明是事實,這個現象提醒我們需要對“謠言”進行反思。

(一)

“謠言”,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不過是“信息”而已,但不是普通的、簡單的信息,而是被民眾廣泛關注并快速傳播的信息。在被判定為“謠言”之前,這類信息的傳播者、接收者把它當作事實進行傳播。隨著它的廣泛傳播,產生了可觀測的社會影響力,這時候社會權威組織有可能把它判定為“謠言”,進行適當管控。由此它獲得了“謠言”的身份,成為被批判的對象。由此可見,“謠言”并不是天生就是“謠言”,它經歷了一段復雜的社會歷程,最終被符號化為“謠言”。被定性的“謠言”并不一定就是謠言,也可能是事實。這次由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突發重大衛生事件,可以成為我們觀察“謠言”慣常被遮蔽的另一面窗口,以匡正我們定式思維中對“謠言”的偏見。

(二)

一般而言,“謠言”是一些尚待證實的信息,因與廣大民眾的利益息息相關而被密切關注與傳播。民眾急切地想從這些信息中獲得確定的、可靠的、有價值的內容以調整自己的生活進而?;ぷ約旱那子?。當武漢又傳出發現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時,民眾繃緊神經搜尋一切可能的信息,而慣常依賴的官方媒體提供的信息不足時,相關“謠言”即有了傳播的現實基礎。

客觀上講,作為社會管理責任的延伸,我國的政府很大程度上確實承擔了判定“謠言”的任務,特別是在重大事件發生后不實信息滿天飛時,政府往往作為可依賴的主體對它們進行辨別,這也是社會穩定的需要與民眾的期待。但是當重大突發衛生事件發生時,疫情的真相,連醫療衛生專家尚沒有認清,那么包括事發地政府在內的其他人員也很難認清。由此,對于民眾質疑武漢的“謠言”認定結果,進而生發新的“謠言”不能算作意外。因為民眾迫切想知道“不明原因肺炎”到底是什么,我們該怎么辦。

(三)

作為真相的相對概念,“謠言”的興起,說明真相信息的不足,如果真相信息供給多了,那么“謠言”就會相應減少,反之亦然。這時的“謠言”實際上是民眾發出的“信息需求”的警示信號。在重大疫情期間,掌握事件信息較多的一方,一旦有人懶政,就有可能人為創造一個“信息真空”的環境,這時遠離事件中心的民眾僅依靠少量公開信息,不能準確理解正在發生的事件,就更有可能通過想象、夸張、聯想、編造等生發出新信息進行填充,導致偏離事實的“謠言”滋生。從博弈論的角度看,“謠言”就是在與真相進行博弈,以扭曲的信息逆向激發真相信息的浮現。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謠言”就體現了這一價值。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時,由于對疫情的嚴重程度認識不清、了解不多,初期武漢官方的正式稱呼為“不明原因肺炎”,并表示“未見明顯人傳人”“不排除有限人傳人”。此時的民眾就會傾向提出質疑,并利用非官方渠道搜集相關信息,以便解答官方沒有回答的疑問。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加速蔓延,助推了公眾的恐慌情緒,謠言四起,風暴中心的武漢更是成了謠言的重災區。不久,國家衛健委派出以鐘南山院士為組長的專家組展開調查,并不斷公開權威信息。這些信息經國家各級媒體傳播開來,改變了疫情真相信息的供給匱乏狀況。相應的,權威、可靠信息的暢通傳播則有效壓縮了“謠言”的生存空間,很多疫情相關“謠言”在真相“陽光”的曝曬下消失于無形。

(四)

隨著4G技術的發展、5G技術的普及和智能手機的平民化,我國加速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以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為代表的“四全合一”的融媒體時代已經悄然來臨。這個融媒體的用戶是10余億的鮮活民眾,以他們為主體形成了影響力不容忽視的民間輿論場。這個不斷壯大的輿論場,有時會與以傳統媒體為代表的官方輿論場進行話語權爭奪。在重大突發衛生疫情期間的“謠言”,可能存在情緒化或信息失真的情況,但是卻以民間輿論場的形式反映出民眾的呼聲與訴求。這事實上是一種以“謠言”為表征的話語博弈。

話語博弈屬于博弈論的一種表現。博弈論(Game theory),又稱對策論,是指在個體或團體之間在特定條件制約下的對局中利用相關方的策略而實施對應策略的學科,是研究具有競爭或爭斗性質現象的理論與方法。博弈論有兩個基本假設。一個是經濟人假設,又稱理性人假設,認為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所采取的經濟行為都是力圖以自己最小的經濟代價去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另一個道德人假設,認為人們在追求物質需求的同時,愿意承擔相應的道德義務和社會責任,并且能夠以道德自律的方式約束自己的行動。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參與話語博弈的重要一方是數量龐大的民眾。他們的經濟人屬性,驅使他們四處尋求相關信息以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行動,“謠言”中傳播的信息只要符合他們的期望或他們認為對防治疫情有幫助,就會受到他們的信任與傳播。當然,民眾也會接受來自官方可靠的疫情信息。同時,道德人屬性也會讓民眾愿意考慮社會責任與道德義務,如支持政府做出的“宅家”“戴口罩”“消毒”等防疫措施、向疫情災區捐款捐物、參與抗疫志愿服務等。

參與“謠言”話語博弈的另一方是事發地政府。在重大突發衛生疫情期間,它們天然地承擔起了對抗“謠言”的社會責任。事發地政府由于可以以行政權力或強制力量從多重渠道獲取信息。它們所獲得信息的質量與數量要遠遠優于民眾,屬于博弈的優勢一方、主動一方。但由于疫情事關重大與疫情信息發展快,事發地政府從社會穩定與民眾情緒的角度考慮需要對信息進行調控,選擇信息發布的時機。在重重顧慮之下,事發地政府的疫情信息發布可能錯失良機,或者說會出現在與疫情“謠言”的博弈中發揮失常、失策的現象。

這時候民眾傳播的疫情“謠言”就是一個事發地政府發布疫情信息時機的重要影響因素。在沒有出現“謠言”或傳播的“謠言”數量少、范圍窄、程度淺時,事發地政府可操作的自由度就相對較大。

隨著疫情的擴大,民眾中出現的“謠言”不斷積累,并呈爆炸式增長。這時,“謠言”對社會穩定與民眾情緒的危害也在持續加深。當這個危害達到事發地政府容忍的臨界點時,事發地政府可從兩個方向對抗“謠言”。一是直接對抗,即采取法律行動,如訓誡造謠者、刪帖封號等。二是間接對抗,即針對疫情期間民眾的信息需求狀況,盡可能及時地提供可靠疫情信息。在重大疫情期間,兩種措施同時使用,可幫助事發地政府在對抗民眾“謠言”的博弈中保持優勢。

在雙方疫情“謠言”博弈的過程中,不存在“一戰定乾坤”的情況,實際上是一個反復、長期的博弈過程。事發地政府,如果一時占據優勢即放松警惕,疏于防范“謠言”,則疫情“謠言”可能以其他形式卷土重來,繼續擾亂政府的抗疫秩序。只要疫情在,“謠言”即不會消失,在事發地政府對抗“謠言”的措施,特別是第二種措施力度減弱時,“謠言”就可能在博弈中“逞強”,而在事發地政府對抗措施力度不減時,“謠言”則會趨向于可以忽略不計。

這個持續的博弈過程存在一個平衡點。當疫情“謠言”數量少、傳播范圍有限、社會危害較小時,事發地政府采取較低水平的法律行動與信息公開措施即可維持博弈平衡。當疫情加重,“謠言”明顯增加、傳播范圍擴大、社會危害明顯時,事發地政府可升級防治“謠言”的措施到中等水平,擴大信息公開的范圍、頻度與深度。當疫情向全國蔓延,“謠言”四起,且傳播快速并危害社會穩定時,事發地政府可采取最高水平的措施,抑制“謠言”,直至“謠言”回歸到常態的低水平。博弈平衡的維持取決于包括事發地政府在內的社會整體辟謠良性機制的建立并有效發揮作用。

(五)

作為不同社會利益群體進行博弈的“謠言”,不是洪水猛獸般的邪惡力量,也不總是居心不良者的惡毒攻擊,大多數情況下可以平常心把它們當作中性信息視之。每當重大突發衛生疫情期間,“謠言”總是起起落落伴隨整個過程,只存在多與少的區別,不存在有與無的差異。它們可作為疫情信息供給的“晴雨表”,提醒事發地政府與媒體應有序做好疫情信息的供給。

疫情期間,由于疫情發展及其對民眾身體健康危害的不確定,導致民眾對相關信息的需求呈幾何級增加,這是民眾面對社會變故時出于自我?;さ惱7從?。而這時,社會原有的信息供給體系還沒有及時做出調整,就會出現供給缺口矛盾,如果再出現人為的信息控制,矛盾就會越積越多,這就給包括“謠言”在內的非組織化信息提供了廣闊空間。這時“謠言”的出現就是必然的。它們的變化與包括政府在內的組織化信息供給狀況成反比,博弈表現為“平衡—失衡—再平衡—再失衡”的規律性模式。

作為與“謠言”博弈的最重要力量,事發地政府協調社會資源做好疫情信息供給至關重要。在我國,政府作為社會的法定管理組織,在疫情期間的首要任務是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做好疫情的防控和感染病人的救治。同時對于疫情“謠言”也要有序應對。政府應認識到在新媒體普及的媒介化社會,封鎖疫情信息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在行動上是有害的,即不利于發揮民眾抗擊疫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政府應秉持開放的態度組織媒體及時公開所獲得的疫情信息,掌握與“謠言”博弈的主動權。對于存在明顯惡意的“謠言”,法律手段的運用有時也是必要的,只是需要慎重,不能過度使用。


“謠言”的存在與人類的歷史一樣漫長,足以說明“謠言”有著頑強的生命力,這就決定了與“謠言”的博弈注定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過程。特別是在重大突發衛生疫情期間,很多“謠言”在短期內無法證偽,也無法證實,所以由政府帶頭組織一支包括衛生、醫療、傳媒、科技等領域的專家在內的專業化辟謠隊伍是很有必要的。


(王燦發為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邵全紅為中原工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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